新年个交易日，A股熔断机制正式亮相。令人尴尬的是，被当作稳定市场利器舶来中国的熔断机制，随即卷起了一场自我实现的下跌，接连触发沪深300指数5%和7%两档阈值，当日13:34起即暂停交易收市。这样的场景在A股市场还是出现。

  A股市场20多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试错，为何屡屡播下龙种，却收获跳蚤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。它从一个侧面再度提醒我们，看似歌舞升平的股票市场、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市场，其实非常脆弱。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满盘皆输。

  当前，金融市场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暗战激烈的战场，俨然成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沿防线。因此，有必要树立起金融国防的理念，强化金融风险防范意识，尽快完善金融监管结构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，主动提高抗风险能力，防患于未然。

  首先，以监管效率为导向，改革金融监管行政体制。可以考虑让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适度集权，使之更适应金融监管现代化、信息化要求，提高危机快速反应与应急应变能力。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几经改革，分分合合，都是顺时而为，有各自的合理性。去年“股灾”发生初期，笔者曾经在中国政府网上建言，改变当前“一行三会”模式，将“一行三会”的职能重组合并成“一行一委”（也即央行和国家金融委员会）大部制格局。遇到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事项，实行双部合议，民主决策，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策决议，共同应对风险，承担责任。大部制有利于提高金融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决策效率，提升危机快速反应和应变能力。这与许多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  其次，重视金融信息安全，把金融信息安全提升到国防安全的高度。高科技时代，电子与网络传播速度已超过人们的想象。稍有不慎，很容易把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重大信息变成公开的秘密，这对金融监管部门的保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从业人员与软硬件基础设备设施的管理，堵塞漏洞，防止出现金融“暗桩”。同时，应采取一切可用的高科技手段，强化金融信息情报的收集与分析能力，提早发现风险因素，做好应对准备。

  第三，金融外交潜力巨大，价值有待挖掘。外交是个大舞台，如果运用好，对改善中国的国际金融合作环境大有好处。金融外交有利于增进与海外金融界的互信互通，聚合金融人脉，凝聚金融合作共识，提升国家形象。去年亚投行的创立，引起世界舆论极大关注，就是国家金融外交领域一次重大的胜利，成效显著。当前，应充分发挥中国善于办国际大型活动的长处，举办诸如“世界银行家大会”之类的国际论坛，广泛与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们交流交友，及时把握国际金融脉搏，掌握前沿信息，通过国际交流合作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影响力。

  第四，推进国际化，塑造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形象。与美元牢固的信用形象不同，作为一种新加入国际货币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，刚站在国际化新的起点，信用形象尚未在海外牢固树立。有必要对的购买力进行相应的宣传，不妨把购买力形象实物化，比如1000元等于若干吨水泥和钢材，既宣传的购买力，又能提高海外对中国钢铁、水泥生产供应能力的认识，或有利于化解钢铁、水泥过剩产能。同时，可利用票面的方寸之地，做点宣传国家形象的文章。今后再版不妨改用与高铁、核电等相关内容的背景图案，一可以增加国民对国家建设成就的自豪感，二可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科技与基建实力的重新认识，是国家实力的无形广告。

  第五，保障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，拓宽外储的投资渠道。去年，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，但仍维持了可观的规模。除了满足日常支付和应急需求，可将部分外汇变成物资储备。中国能源物资短缺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，因此外汇重点考虑用于购买能源物资，用于购买石油和铀，尤其是应重视铀储备。铀能量大，储存空间小，又是发展核电的必需物资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核电安全性能越来越高，核电的发展前景广阔。由于核电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效益显著，可以预见发展核电是未来主流趋势，其原材料——铀的价值优势必然会逐步显现，提早进行储备非常必要。